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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滬消費首過萬億

 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北京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1萬億，實現10338億元，連續第8年保持全國最大消費城市的地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1996年突破1000億元到2009年突破5000億元用時13年;到2019年突破1萬億元，用時僅6年。

 20年來，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消費逐步成為拉動北京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對首都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發揮了重要帶動作用，推動北京率先形成了投資、消費協調拉動的經濟格局。目前消費對北京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七成。

 據新華社報道，北京市統計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北京消費市場正在由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轉變，發展潛力巨大。借助互聯網的發展，北京消費市場融合發展趨勢明顯。

 與北京一同邁入消費萬億大關的還有上海。數據顯示，2019年，上海全市完成消費總額10055.76億元，同比增長8.1%。一度被業內驚呼“步入寒冬”的上海南京東路、南京西路、淮海中路等一線商圈銷售明顯回升，擺脫連年負增長困境，去年銷售額同比增速分別達1.7%、1.1%和2.9%。

 上海目前已成為國際消費品品牌進入中國境內市場的首選地之一，國際知名高端品牌中，已有90%進駐上海;上海通過“國際時尚周”等一系列重大活動，帶動時尚產業集聚;消費需求升級還帶動進口消費品快速增長。去年上海進口消費品423.5億美元，占該市進口比重達16.6%。

 京滬之后，還有哪座城市離萬億消費大關最近?答案自然是華南的中心城市廣州。作為千年商都，廣州是華南地區的商業、交通、經濟、教育、文化等中心，有大量的專業批發市場，商貿物流業十分發達。目前廣州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已達7932億元，預計再過兩三年，消費總額有望突破萬億大關。

 在廣州之外，西部唯一的直轄市重慶的消費總量達到了6400多億，超過了深圳和天津，高居全國第四。消費增幅也達12.5%，超過沿海多數城市。一方面，近幾年重慶的經濟高速增長，經濟增速已經連續兩年位居全國各省份首位。另一方面，重慶主城區人口近千萬，加上下屬區縣，總人口近3000萬，相當于一個中型省份，本身消費市場龐大。

武漢超深圳

 值得注意的是，一線城市深圳盡管經濟總量位列全國第四，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位列全國第七。數據顯示，去年深圳GDP逼近廣州，但深圳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5017.84億元，增長僅2.0%，不僅比廣州低了近3000億，而且也不如天津和重慶兩大直轄市，更是被中部的武漢超過。

 武漢市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武漢消費總額達到5102.24億元，比上年增長11.6%，已超過深圳，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排第2位。

 緣何深圳的消費被武漢超過?一方面這與深圳限車有關。2014年12月29日，深圳市發布汽車限牌令，成全國限車第八城。因此，限車對消費影響貫穿2019年全年。深圳市統計局數據顯示，若扣除汽車限購一次性政策因素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429.61億元，增長9.7%。

 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地緣因素。廣東省政協委員、深圳市委黨校副校長譚剛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深圳靠近香港，出入香港購物十分方便，很多深圳人經常往返香港購物，尤其是一些奢侈品、電子產品等基本是到香港購買。

 此外，人口結構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譚剛說，深圳是一個以年輕人為主的城市，現在年輕人買東西大多通過網絡購買，而購買外地商家的產品，這一部分很少納入到該市的社會消費品統計中。

 以社會消費品總量與GDP的比值來看，深圳的數據僅為28.67%，在消費總量排名前二十城市中位列倒數第一。也就是說，在深圳，消費對GDP的貢獻率低于全國水平。

省城為何消費大

 此外，盡管改革開放以后包括蘇州、無錫、寧波、泉州、東莞、佛山等外貿明星城市在外貿出口的帶動下，經濟高速發展，甚至一些城市經濟總量還超過了所在的省會，但就消費而言，省城仍是不折不扣的中心。

 例如，在江蘇，蘇州的經濟總量1.45萬億元，位居全國第七。而南京的經濟總量為9720億元，僅為蘇州的67%，但在社會消費品零售方面，南京比蘇州多出100多億元，位列全國第十，蘇州則位列第11位。

 在福建，經濟總量最大的是泉州，但省城福州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泉州高出1029億元。在廣東，東莞和佛山兩市加起來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4841.92億元，僅為省城廣州的61%。

 以社會消費零售品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直轄市、省會城市也多高于其他城市。根據統計，北上廣和重慶、武漢、成都、杭州、南京等省會城市這一比例均在40%以上，最高的福州達到了62.1%。唯一的例外是天津，作為直轄市，天津這一比例僅為31.72%，這是因為天津旁邊有北京這個全國最大的消費城市，大量的消費被吸引過去。

 相比之下，非省會城市這一比例要低不少，比如東莞、佛山、無錫、蘇州等城市這一比例均在30%多一點，與省會城市有不小的距離。

 江蘇省社科院區域現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員王樹華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省會城市的中心輻射能力更強，商業設施、生活設施等各種資源比較集中，周邊的地市都會聚集到省會城市來消費。“消費是一種大流通的概念，省會與非省會城市相比，在流通成本方面比較低，它們組織資源的能力比較強，各種要素資源都在省會城市聚集，消費人群和規模增加后，又會進一步拉低流動成本。”

 王樹華說，社會消費品零售主要是老百姓的生活性消費，主城區人口規模大，流通成本更低。另外，從產業結構來說，省會城市一般都是以第三產業為主，科教文化資源雄厚，各種高端生產要素在省會城市的聚集度比較高，很多企業的研發和營銷總部也會設置在此，消費能力比較強。

 相比之下，以制造業為主的城市，盡管產值比較高，但在消費端，相比服務業為主的城市就有較大的差距。廈門市政協常委、集美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李友華教授說，像佛山、泉州等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的城市，雖然外來人口也很多，但由于收入較低、流動性較強，因此其轉化購買力也不強。而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聚集的高端人才更多，收入比較高，穩定性更好。

 譚剛說，一個城市的消費在很大程度上跟人口結構有關。省會城市往往是歷史上形成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重心，消費購物比較突出。而沿海一些以制造業為主的城市，如佛山和東莞等地，外來人口很多，但他們的實際消費很多是體現在春節返鄉消費，而不一定是在務工所在地消費。

 王樹華分析，在社會消費中，類似高檔服裝、奢侈品等偏高檔、消費額比較大的消費，可以實現消費地和居住地分離，比如江蘇很多地市的人買衣服可以到南京，選擇的余地也多。

 譚剛分析，一個城市的消費總額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像南京，不僅輻射江蘇本省，包括安徽南部馬鞍山等地的人都跑到南京去消費。“因此消費打破了行政區劃的限制，更好地體現了經濟中心的特點。”

主要城市消費情況